王元围棋教室中级
中國政法大學教授林乾:企業倫理的“顧”與“盼”

尊敬的各位領導、各位嘉賓、女士們、先生們下午好,非常榮幸受我們領導的邀請跟大家在一起交流這樣的話題。說到企業倫理的顧與盼,我們在座每一位都知道企業倫理是西方20世紀70年代首先在美國興起的,無論就其內容、概念、甚至在大學課堂中學科體系來講是地地道道的舶來品,在座我們也知道就其內容和本質來說,在中國應該說早以有名,大家可能不信服我的話,在西方建立企業倫理過程中,特別是這個學科發展過程中中國傳統的經營之道滲透的淋漓盡致,我們可以從一本書這樣說起,被稱之為日本近代企業之父的澀澤榮一,他后來做社會福利事業600多項,他晚年的時候有個總結,他說我靠什么成為日本近代化之父,靠的是中國一部論語,他寫了非常著名的一本書,大家可以看到“論語與算盤”在大陸有十幾個版本,先后印刷了無數次。 大家會有這樣的疑問,論語和算盤兩個不搭建,論語講的是帝國之道,算盤講的是經濟人口,在澀澤榮一把兩者進行了融合,算盤靠什么來波動?靠論語。自己的經營如何光大?靠論語。這是澀澤榮一給我們的啟示。有一本書最重要的是“神君遺訓”他發現基本思想和理念都來自于論語。澀澤榮一擔任了主觀經濟工作的副主席委員,相當于副宰相,在這個期間他對推動日本的明治維新起到了核心或者關鍵的作用,他后來辭職到法國西方各個國家考察近代企業制度,他后來想自己一生可能要和算盤打交道,從事企業經營,他說我的算盤怎么能打的更精呢?有一個更高的評比,他找到了,這就是論語,所以他說論語和算盤之間兩者之間近在咫尺。后來在西方所有重要企業倫理教科書中都把澀澤榮一作為經典案例來解讀,中國傳統企業倫理重過西方近代化的企業倫理學,這是他的新生。我們高興看到在中國的武漢華中師范大學最近成立了一個澀澤榮一研究會,專門研究企業倫理的文化,所以我們的引言就從這里跟大家說起,這是我們大家能掌握非常多的各種論語與算盤收集的版本,至少有10幾個版本。
    企業倫理就是企業內部和職工,企業外部和社會,主要還是客戶之間三者之間關系行為的總和,我們用一句最簡單的話來說,就是企業的社會責任。在我們中國傳統社會當中是一個益商的社會。在這樣的環境下仍然發展了商人的文化,我們今天稱之為企業文化,企業倫理最核心價值形成了三個方面;第一是傳統企業倫理在觀念上形成了義利并重,義利統一的基本理念。義利是經濟和道德兩者之間相同批評的概念,義就是道,利就是精,所以中國從孟子開始無數的先者在探討兩者的關系。荀子由儒家到法家過渡的重要任務,義和利是所有人生來就具有的兩種基本屬性,堯舜這樣的名軍也不是說要滿足每一個人的利益,滿足認得欲望,這些方面是人的基本的需求。董仲舒大家都知道,他是中國文化當中最重要的典型的人物,被文化史學者稱之為繼孔子之后重新樹立中華價值觀的關鍵人物。上天在每個人降生開始就有兩種一個是義一個是利,僅有利不行,怎么養成自己的心?要有利要有義,義是養其心,利是養其體。董仲舒不是強調利的思想家,我們在他主要著作中看到他不是這樣,人首先要有生存,要能夠發展,實現價格需要,才能得到更多的利。
    司馬遷大家知道第一個為商人做傳的世界級的史學家,不是唯一,但是繼承者我們知道頒布寫漢書的時候為我們企業家來立傳,在中國只有這兩者為我們企業家立了傳,他特別寫了14位商人,其中他專門寫了孔子、荀子、子貢,子貢是唯一行商的,來源與史記中司馬遷對他的記載,孔子周游列國推行他的人道和人證主張,但是他自己沒有錢,子貢得知這個情況說我來資助老夫子周游列國,大家知道到后來司馬遷這樣說,他說子貢是孔子學生中最富有的人,真正使孔子名揚天下,更多是子貢的功勞,這就是說能夠證明如果一個人能夠富有他在行駛道德、仁義就更加有了資本,孔子經常在這里評價子貢和另外一個人,那就是顏回,有一次孔子問顏回和子貢,兩者之間誰更加優秀?子貢說我連他的1/10都不如,孔子說顏回經常為自己的身心處境感到憂慮,他囊腫羞澀有時候吃不飽肚子,可能更顯貴的還是子貢。
    明清時期發生了“農商節本”國家稅收除了土地稅更多是商人貢獻。明代蒲州就是我們現在的山西有很多商人,后來蒲州宰相張四維,他臨終囑咐自己五個兒子,經商的時候應該怎么樣?他說經商和求實道理是一樣的,他說兩者是一樣的,他說雖獲財貨之場,最后結論是利以義制,名以清修。 
    第二,追求財富是人的基本要求。財務多為國家重視,行善行德就有資本。孔子說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也愿意。司馬遷說水深就會長出很多魚,如果樹木山林多野獸就往這方面去,如果一個人富有,仁義就會在他心中自然而生。儒商的鼻祖稱之為商圣,就是陶朱。越國是春秋五霸之一。范蠡幫助越王勾踐復興越國。后來定居到定陶,給自己隱姓埋名。 
    后面也有非常多的例證,在陜西關中這個地區也是司馬遷寫了很多經營之道,當時天下沒有亂的時候所有有錢的人都儲藏什么呢?金玉。只有這個“人氏”儲藏的是糧食。經營土地主要是地理位置,主要是糧田。還有一點,自己工作做不完的時候不能到家里去吃飯,不能休息,后來漢高祖我們劉邦得了天下以后,地方官把他封為侯爵,這是史記中寫的另外一個故事。
    蘇洵明確說離開利講義空泛而難行。行義“必即于利”。既于利則其為力也易。使到這里,我們可以回想一下,20世紀對中國學術界最有影響的是一位英國的歷史學家叫湯因,他寫了一本書《歷史研究》,后來他和日本的著名的作家叫池田大作,兩者進行對話,在中國歷史上真正稱得上不朽的寥寥幾個,孔子是一個,還有漢高祖劉邦。可以和建立羅馬帝國凱撒比美,甚至要超過凱撒,所以我們回想漢高祖得了天下,最初連父親也看不好,認為經營自己的家業沒有哥哥做的好,哥哥能聚攏更多的財富,所以說他是浪蕩公子,可是后來劉邦得了天下,他說列位諸侯你們不要欺騙朕,我為什么能得天下,高起和王陵說如果從做人這個角度你不能項羽,你經常瞧不起人,跟下屬關系搞不好,項羽跟下屬關系非常好,為什么項羽會失去天下,你劉邦為什么會得到天下呢?他說陛下每次攻城略地的時候,所降下者因以予之。與天下同利也。而項羽嫉賢嫉能,有功者害之,賢者疑之,戰勝而不予人功,得地而不予人利。此所以失天下也。
    還有重要的是在中國的企業文化中,企業倫理中形成了特有的倫理制度,剛才我說我們中國是宜商的,但是在明清時期發生了移動,明清時期形成了幾大商幫,是一個晉商,在企業倫理制度和文化中建樹非常多,西方著名的社會學家馬克思韋伯提出,中國傳統商業社會缺乏誠信基礎,即便有也是舶來品。我們看到在經商上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到宋代以后商品經濟的發展已經波潮蝶泳,在康熙雍正皇帝都感到奇怪,這個地方風俗是什么呢?真正上等人都搞產業,搞經商,沒有辦法的人才走向學而優則仕,進入官場中當國家公務員,這種感到可笑。在山西形成了非常重要的風氣,這是他們晉商中建立的最主要的企業倫理的制度和文化。我們概括為四大特點;第一,跟我們現代企業制度中所應有的內涵,企業內部信任的東伙制,也稱之為東掌制,所有權和經營權,早在明代的時候有商人去蒙古這個地方做貿易,把自己的錢巨資交給當地的商人,兩者之間簽訂一個合同,朋合營利,各私立契券,全資本者計利若干,躬輸納者分息若干,有無相資,勞逸共濟宜其不相負也。銀股與身股,我們研究晉商發展過程中還得到了非常重要的啟示,融資企業非常多,我們今天講的個人來出資,包打天下,做某一個行當,后來逐漸向合伙人演變。環境改變了,所以需要更多的強強聯合,這就是合伙制。當然也有例外,我們大家都熟知的同仁堂,我們每天可能都跟它打交道,同仁堂的制度是自東自掌,實現了所有權和經營權兩者之間的統一。晉商這個制度在中國歷史上存在600年,它的存在也是從康熙7年開始存在了300多年,并不是說東火制度是唯一的選擇,而自東自掌,所有權和經營權分離是唯一的選項。在同仁堂歷史中也是經歷了大起大落,是自己出資進行獨立經營,所以歷史更多,這兩者之間我們制度進行比較的時候,沒有說兩者之間是非此即彼的關系,適應不同行業、不同需要、不同環境。
    同行間信任的相與制度。這是我們講企業制度非常重要的一點。大家都很熟知,過去有一個話先有復盛公,后有包頭城。說的是秦家和喬家,兩家各有50%股份,后來秦家衰落,后來喬家獨資,選自己合伙人和自己客戶的時候,經過6道程序進行選舉,篩選非常嚴格,多重的考察,最核心是信譽,一旦和同行之間建立業務關系,即使遇到困難也一定要想方設法幫助他度過困難,不是說他遇到困難就落井下石,他說相反不是這樣的。在很多案例中記載,復盛公有幾個合作伙伴倒閉了,他是鼓勵、幫助他們。
   取信于客戶的號規制度。更多是商號的號規,中國在早期的時候他們做經營,每一個商號都有自己的號規,不要求非常多,它最多的有30條,有50條有80條,但是這是在企業經營過程中落到實處了,不管你是股東還是經營者都要開除這樣的處理。特有的企業倫理文化,這是晉商對中國和商業文化中最大的貢獻,海外誰最有影響?國外的人都知道中國有一個姚明,中國有一個孔子,國外廟里最興盛的只要有華人的地方就有關公,關公廟宇遠遠多于孔子的廟。這是什么道理呢?這應該說歸功于晉商他對關公文化的一種宣揚和推崇。我們可能知道中國在祭神的時候,有文有武。文我們知道,武的財神一直以姜子牙為第一,宋代以后誰來做第一呢?關公原來是一個配角,宋代以后不是這樣的,關公取代了姜子牙,成為了第一尊財神。到今天29個行業祖師爺都拜關公作為自己的行業之師,包括警察,我們非常多的行業29個行業,關公廟宇大家知道在臺灣有870萬的信眾,家家都供奉關公的相。這是晉商對關公文化的推崇。關公到底表彰什么樣的精神?為什么所有晉商把它拿過來作為推而廣之的文化現象?大家知道毛宗崗稱演義中三絕,第一是關云長,他被稱之為義絕,在義這個層面達到最高頂風,關公形象是中國歷史少有的,是王侯,后來逐漸封為帝、神為圣君,他有一個文化的現象。所以大家知道關公后來影響就是越來越大了。
    晉商對推崇關公文化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我們每到一處都可以看到它的身影。徽商對經商的人有個高度的概括,分為三等。我們今天說第一等商人是生意人;第二是商人;第三是企業家。最低一等的是什么呢?在徽商那里稱之為徽狗。罵人的意思。后來我查什么是徽狗?沒有一點意義,就是每天一生中所做的事情后面有案例,就是為了求義,這就是我們徽商中的徽狗。山西的商人我們介紹很多,不崇尚讀書,大家把有才華的子弟都愿意經商,只有沒有出路的人才去讀書,但是徽商不一樣,大家知道最崇拜的是朱熹,朱熹文化對徽商中影響非常大,所以把最高一級的定位叫賈而好儒。稱之為“儒賈”。
    道光時有一個徽商舒遵剛說生財有大道,以義為利,不以利為利。我們知道,在徽商中有非常著名的幾乎所有人家我們胡雪巖的故居都去過,徽商有一句話,一屋不讀書,一屋都是豬。在徽商中幾乎所有家里供奉兩句話就是:第一等好事只是讀書,幾百年人家無非積善。徽商善于經營,同時又用學而優則仕來保護自己的家業,擴大自己的產業,所以在晉商、徽商我們看到明代僅是徽州就出進士392人,舉人298人,僅郡縣就出來大學士4人,尚書7人,侍郎21人。狀元、榜眼、探花16人。進士296人。舉人近千人。徽商在清朝的時候出現一門九進士,六部四尚書。明代婺源的潘村一百多戶人家出了40多個進士。連科三殿撰,十里四翰林,有錢了以后他們就辦書院,最著名的就是紫陽書院。
    最后講中國傳統企業倫理的借鑒。中國傳統企業在實踐過程中認識財富的取得和積累要通過合法經營誠信為本,這是它的根本。商人我們知道信奉孔子所說,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但是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如果不是好的渠道得到的富和貴,對我來說如浮云根本看不起。后來孔子說邦有道,如國家政策好,推行是仁政,他說貧且賤恥也。他說邦無道,富且貴,恥也。如果國家政策錯了,環境不好,這種情況下你富和貴你也會感到恥辱。我們前面舉出了很多司馬遷給商人做傳,他最后有一個結論,以上我舉出14個商人的案例,這些經營者成功案例他們都有共同點,他們非有爵邑俸祿弄發犯奸而富。我們說司馬遷在2700多年前沒有我們這樣的思想,或者一個認識的深度,但是已經把商人分為三六九等,他說這些人為什么我要記錄下來?他們的事跡可以傳導下去,一代代影響我們的中國商人。這里頭我想舉一個非常小的案例,徽商用兩代人來堅守,用誠信證明走的更遠,能富得更多。程家第在南京河口開了一家店,很多人都富起來了,一個商人能堅持一年一個月容易,但是能堅持一輩子嗎?在中國古代就有這樣的例子,自己一生堅持用誠信經營,等他臨時死的時候把遺囑給他們,說今后你接我這個班,其他的東西你另作打算,你可以都做自己的經營,但是要有一條誠信為本。到他兒子的時候叫程之珍,完全按照先父的信義為本,用了30年左右兩代人堅守,通過誠信,真正的發家致富。中國也不是說富不過三代,十幾代在中國古代比比皆是,我們今天講百年老字號太多了。還有一個休寧商人,在漢陽經商,自四川運米,當時大災之年米價都漲了三倍了,但是他還是按照平價來賣米,巡撫獎其義舉。有一次自己買了8千斗花椒,定金都交了,但是驗貨的時候他手下伙計發現花椒有毒,然后賣主也發現了,說我這個花椒有問題了,你可以不買,我自己運回去,結果這個商人說我還是按原價買,最后把這八千擔花椒全部銷毀!我們流傳下來更多是屬于這些正面的東西。
    如果單純追求利或者義都會導致社會危機出現。為什么在開篇的時候提煉出來一定是義利并重或者統一呢?當一個社會過渡追求義或者利的時候,這個社會都出現了偏差,這是古代的圣賢告訴我們的。我們看單純追求利所帶來的問題,左傳提出,政治家和君主衡量他們施政大節考察通過道義發展利,通過發展利益使民眾富庶,通過正當渠道,來使更多的人走向富庶,過上小康的生活。他說相反會出現利己主義,小而亡身大而病國。所以左傳當中提出一個概念,這個概念在今天講非常發人深思,他說民生厚而用利。老百姓生活得好利才能推廣下去,作為執政者和國家領導人應該意識到什么呢?正德以幅之。要把利框定在一個范疇內,不能任其無限擴張和無限發展,用德和義這些東西使義有更高的統領,不能讓利這種東西無限放大,無限膨脹。所以叫幅利。最后他說利過則為敗。如果社會每一個人都追求利,社會的公益、國家法律于不顧就會走向失敗。荀子也說區分領導者是否稱職,看國家對利的追求不超出對道義的范疇,所以他說顧義勝利者為治世。
    單純強調義所帶來的后果,古代先賢已經論證了這個課題的后果。但是單純追求義行嗎?也不行。我們看宋代,大家都知道宋代是中國歷史的分水嶺,宋代的時候使中國文化越來越走向保守和內斂,這種保守就是程朱理學所倡導的,存天理,滅人欲。致使個人消沉,國家也因而積貧積弱,禍亂已。一個社會中沒有更多經濟基礎拿什么推行自己的義呢?這種義也成為無體之本。宋代的滅亡或者說國家的積貧積弱就因此而導致。 
    蘇洵指出,義者,所以宜天下,而亦所以拂天下之心。離開了利益,談不上義,單純講義,上海百姓。如果把伯夷和叔齊餓死在首陽山,說成是義,何以天下人見死不救?他提出講義時要以利為基礎,講了“利義”相反也是這樣的。
    最后用一點時間跟大家進行一點我自己研究這方面的思考,也是期盼。前面更多的是顧后面是盼。司馬遷說過一句話,三十年為一世。我們今天老百姓也說30年河東、30年河西。必世而后仁,一個時代實行的是什么樣的大政策需要經過30年如春風化雨般配的孕育才能實現時代的大潮。如果你推行的是仁政和德政,以利為主的政策也要經過30年持續努力,不是一朝一夕能做的。我們從1978年開啟中國改革開放大幕到2008正好30年,到08年中國快車能不能在高速路上繼續行駛?面臨哪些問題需要在座企業家們有更多的體會。古人經常講的叫義利并重,我們30年強調發展是硬道理沒有錯,我們今后發展一定要向小平所說扭住經濟不放,這是我們中國民族將來復興最安身立命的東西,連古人都意識到沒有利何談義?我們要反思。為什么我們推行那么多所謂模范工程沒有力量?這是過分強調利的后果。孟子跟梁惠王討論的時候得出兩點結論,也是儒家封為金科所在!第一,上下交爭利而國危矣。各國都把追求利作為自己的目標追求,孟子告訴我們這個國家就危險了。第二點結論是,假如社會放棄了義,只求利,他說茍為后義而先利,不奪不厭,人性本身是貪婪的,如果沒有更高的統領限制,不奪不厭,把天下據為己有他認為最好,這是妹子對我們的啟示。
    我由企業倫理想到社會倫理和環境倫理。社會倫理和環境倫理我們知道跟企業倫理兩者之間是息息相關的。過去古書中經常告訴我們兩句話,國亂必多制,民亂必多疑。明代有一位非常有名的人,這就是王陽明,他有一句名言我在這里想跟大家分享:破山中之賊易,山林中這些人剿滅很容易,但是后面提出破心里中之賊難。大家自己去體會!所以在這里頭我想最后推薦一本書跟大家來讀,這是我最近特別是通過2008年汶川地震以后,中國是不是下一個30年老是有一些波折和逆境呢?我在讀一本書,這就是大家知道董仲舒所寫的《春秋繁露》,他把人和天之間架一道橋梁,在統治蕓蕓眾生的國君和領導者他們知道政治的好壞,上天不知道,老百姓不知道,這就是后來被批判的重要的陰陽五行學說的天人感應。但是我覺得我們不完全是這樣的。我們今天重新讀《春秋繁露》,老百姓志平而氣正。所以跟誰有關系呢?霍金所寫的《大設計》,我勸在座企業家有時間的時候可以拿過來讀。因為霍金是一個天體物理學家,用他自己的堅韌探討更久遠的世界。他說科學證明這是經濟無數代的科學家的原理,我們生活的宇宙及其萬物是由規律限制,我們一個人不能在他的面前為所欲為,強調自己更多的自由,所以他最后說我們至今無法來解釋自然界大多數現象。需要我們關愛生活的人,關隘我們的地球,關愛我們的環境。今天就到這里,謝謝!
(文稿來自速錄,未經審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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